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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11月20日，“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军政机关随之一路西迁。与此同时，肩负着党中央的重托，周恩来于1937年底从延安来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此后，周恩来在抗战烽火中辗转西迁，促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武汉：发起全国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献金运动

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迎着凛冽的寒风来到武汉。当时，全面抗战已进行了5个多月，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大部分迁至武汉，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大多也会集于此。在武汉的10个月内，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各界参加抗战，掀起了规模宏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最具影响力，也最为公众熟知的就是七七献金运动。

1938年6月，日军兵分五路进逼武汉。周恩来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决定在中国抗战一周年纪念日（1938年7月7日至9日）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并将募捐献金作为主要内容，从而“唤起每一个老百姓的抗战意识”，以实际行动保卫武汉。郭沫若拟定了七七献金的计划后，得到了蒋介石和陈诚的批准。

其实，之前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也搞过3天募捐，但所得不过4000元。因此，政治部部长陈诚一开始对这一活动持怀疑和反对意见，认为一定会遭到失败。但周恩来态度坚决，最终使陈诚同意了。事实上，这一次的献金运动可谓盛况空前。

献金运动第一天，即7月7日早上9点左右，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总理铜像前、汉口世界影剧院门口等6座献金台同时隆重揭幕，各献金台人潮汹涌。献金者有中国共产党人、国民政府党政要员、一般军人、公务员、文化界人士、商人、工人、农民、店员、职员、车夫、小贩，还有家庭妇女、豪门闺秀、老人、孩童以及难民、乞丐等。有献纸币的，也有献银元、银鼎、银盾和金银首饰的，欧博还有献药品及衣物等，少者几分，多者上万。

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这次献金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也是积极参加者。献金运动进行到第三天，即9日下午，由周恩来、王明、博古、董必武等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献金团”尤其引人注目。

他们乘坐车牌号为“军5209”的卡车行驶到了汉口江汉关献金台。周恩来献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240元月薪。接着，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林伯渠、博古、王明将他们任国民参政员的薪金共2100元全部献出。他们还受毛泽东的电报委托，将其任国民参政员的薪金350元也全部捐献。同时，还献出中国共产党的党费1000元。另外，李克农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献出从伙食费中节约下来的1000元。还有叶剑英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各献当月薪金5元。应现场群众的要求，李克农代表八路军作抗战演讲，希望在后方的同胞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上下一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以夺取打败日本法西斯的最后胜利，建立起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国民党党政军大员、国民参政员和中间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也踊跃献金。普通民众爱国献金的情形更是感人。两位断腿的辛亥革命老兵拄着木棍爬上献金台，捐献了两元钱后说，我们年老残废，再也不能到前线杀敌，捐款两块大洋购买子弹打鬼子；几个工人把他们用血汗换来的几分钱送到献金箱里；一个要饭的哑巴捐献了12个铁环和两分钱；卖糖的青年难民张鸿儒捐献一角钱后不甘心，又来捐献两包糖；武昌乞丐教养所全体乞丐自动绝食一天，献金40元；主演《热血忠魂》的影星黎丽莉刚结婚，即把纪念戒指捐出；一位从华北沦陷区逃出的难民同胞，他驼背、衣衫褴褛、拄着拐杖，一天竟来了3次。第三次献金后，他气喘吁吁地对台下的民众演说道：“我是从河北逃出来的，我全家都被鬼子杀了。国亡之后，连命都保不住，要钱有什么用。”

本次献金活动原定3天，可到了9日晚，台前“还是挤满了人，把台几乎都挤垮了”。面对如此热烈的爱国场面，献金日不得不延长两天，即到11日结束，并增设流动献金台10余座。

在周恩来的倡议和主持下开展的武汉七七献金运动，在短短5日内，筹资达百万之巨，参加人数有50万之众，欧博娱乐将武汉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峰，被郭沫若形容为“狂潮，要把武汉三镇掀翻了”。此次献金运动的意义，也正如7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献金台上》一文中所指出：“这次武汉三镇的轰轰烈烈的献金运动，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空前，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少有！这次献金运动，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如何？可以万分肯定地回答：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

长沙：火海脱险后率先入城救灾

1938年10月24日，武汉临近失陷。周恩来依然战斗在工作最前线，繁忙的身影穿梭在炮火硝烟之中。当天深夜，他来到新华日报馆，写好社论《告别武汉同胞》，安排工人刊印最后一天报纸，张贴散发。25日凌晨，周恩来和最后一批撤离的工作人员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撤离了武汉。

10月27日，周恩来经澧县抵长沙，与叶剑英等住在寿星街2号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内。日军占领武汉后，于11月10日下岳阳，逼近洞庭湖。听闻国民党当局采用焦土政策，准备焚烧长沙城，导致长沙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周恩来自抵达长沙后便一直坚守抗日救亡第一线，细心安排，日夜督促驻湘通讯处和三厅的工作人员安全撤离。

作家周立波曾回忆道，周恩来“事无巨细，安排周到。在危险的地方，危险的时刻，他心里想的尽是革命、工作、政策和他人，他自身的安全，完全没有挂在心上”。

11月13日凌晨2点左右，忙碌一整天的周恩来刚回到通讯处内躺下休息，就被随行人员急促的声音叫醒。此时院内蔓延的大火快蹿到二楼卧室了，他连忙同叶剑英一道跑下楼去。但前门已被大火封住，他们只好改从后门冲出。这时的长沙街头更是一片火海。人们携家带口，四处逃散，哀嚎不断。周恩来随即带领逃难人流，徒步朝湘江边走去。13日下午，周恩来一行艰难抵达湘潭，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了解分析大火起因和灾情，欧博allbet研究善后对策。

11月14日，周恩来和叶剑英赶赴南岳，在蒋介石召开的会议上痛斥焚城行为，并提出了拨款救济灾民、调集民工清理城市、严惩纵火首犯3项善后措施。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这些要求，并指使军事法庭，将具体执行放火焚城密令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2团团长徐昆、省警察局局长文重孚3人枪决，将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革职留任。

11月16日，周恩来在衡阳组织长沙火灾善后工作突击队，并日夜兼程赶回长沙，主持救灾工作。此时长沙大火已烧了3昼夜，毁房5万多栋，伤亡2万多人，30万居民无家可归，连周恩来、叶剑英3天前住过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那座楼房，也已烧成灰烬。面对灾后惨景，周恩来把200多名救灾工作队员分为宣传、救灾、调查3个组，统一佩戴“八路军通讯处”徽章，迅速投入救灾工作。

此时的救灾工作千头万绪，包括抢救伤病员、掩埋死难者尸体、抢救粮食物资、开放粥水站、扑灭余火、清理街道、动员灾民回城、发放救济金等等，但在周恩来的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下，善后工作有条不紊、顺利展开。大火之后的长沙城内食物紧缺，周恩来也和工作人员一样，就着少许咸菜下饭。为了解决居民的食物供应问题，周恩来派工作队到四乡动员农民送菜送粮进城，并承诺下午4点卖不完的，就照价收购，保证农民有时间回家。为了更有效作好火灾的善后工作，周恩来还亲自起草和书写了一篇《告长沙同胞书》，一方面严厉指责放火者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另一方面激励大家团结起来，重整家园，坚持抗战。《告长沙同胞书》得到了各方面的拥护。

善后工作的重点就是50万赈灾款的发放。为了避免赈灾款被贪污，能真正发放到每一个灾民手中，周恩来坚持由救灾工作队负责发款工作，并专门作了具体指示和应急安排。首先，他希望救灾队员作好应付困难的思想准备，“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几十万元，分给相当于十个师的灾民，又是在露天里发放，这是向汉奸、日寇挑战呢！如果汉奸捣乱、敌机空袭，场上一乱，踩也会踩死许多人”。最后，他鼓舞说，“你们首先要有自我牺牲的思想准备，如敌机临危，自己不动，灾民也就不会乱了；领款手续越简化越好，我和叶剑英同志等，到时一定帮助你们，你们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当时赈灾款的发放场所设在教育会坪和四十九标广场两处。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早早到了那里。数以万计的灾民由工作人员带领入场，当看到周恩来后，灾民说：“有他在场，天塌下来也能顶得住。”这一天，果然有敌机来临空侦察，周恩来、叶剑英等稳坐指挥台，会场几万人秩序井然。

灾民领款后，每人按上一个指印。不分男女老少，每人5元，哪怕是大火中刚出生的婴儿也有一份。有的灾民要去投亲靠友，还发给路费；有的灾民因种种原因一时回不来的，还派人到邻县发放。由于安排周密，50万元赈灾款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就顺利发放到9万多灾民手中，无一差错。

当灾民们得知这次救灾是由共产党人周恩来亲自领导、指挥的，都说：难怪！只有他才有这样的魄力！

衡阳：筹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和南方各省的中共党员训练班

1938年11月25日，周恩来与叶剑英等人离开长沙赴衡阳。在此之前，周恩来已两次来过衡阳。

第一次是之前的11月7日，周恩来赴衡山会见蒋介石，商讨长沙会战、国共合作等事宜。9日在衡阳考察指导八路军衡阳办事处的筹建工作，并于当天回到长沙。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4日，提前到衡阳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部分人员，在衡阳卡路巷16号（今衡阳市蒸阳路9号）建立八路军衡阳办事处，负责加强与从武汉撤到湖南的国民党军政机关人员的联系，接转从武汉撤退下来的中共人员和物资，联络南方各省中共组织。

第二次是11月15日，当时国民党为迟滞日军进攻，放火焚烧长沙，酿成了抗战时期与花园口决堤、重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并列的惨痛事件，周恩来为此赴衡山与蒋介石进行交涉。之后，周恩来一行来到衡阳，从小西门外十字路口下了汽车。当时敌机空袭频繁，周恩来发现马路两边堆放着大量准备运往前线的药品、服装和通讯器材时，对周围人说，这是海外爱国侨胞捐献的抗战物资，是前方部队的急需品，要赶快隐蔽疏散，不然很容易招来敌机轰炸。说完，带领大家一起搬运物资。当晚，周恩来住在八路军衡阳办事处内，当工作人员提出，办事处旁边是宪兵司令部和美国十四航空俱乐部，存在安全保卫问题，周恩来从容表示，不怕，我们有人民群众。

周恩来此次三赴衡阳，是参加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在会上，周恩来就国共两党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一事同蒋介石达成协议，并征得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对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亲自撰写了《关于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书》，还与叶剑英共同研究制定了教育训练大纲。在这次军事会议上，他更是力促游击干部训练班早日创立。1939年4月，他还给训练班第一期全体学员作《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演讲，引起了强烈反响。

1939年初至1940年3月举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周恩来任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南方局军事组的李涛、边章伍、吴奚如、薛子正、李伯崇等任教员。中共教官主要负责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游击战政治工作课程的讲授和训练。游击干部训练班虽只举办3期，但在短时间内培养了3000多名抗日游击干部。成为国共军事合作继黄埔军校之后又一典范，在国共合的抗日战争史上书写了重要一页。

南岳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又在衡阳逗留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还在衡阳火车站为叶挺军长赴新四军总部送行。为使南方各省党组织的领导骨干充分认识当前抗战形势和任务，适应抗战相持阶段的斗争环境，周恩来指导八路军衡阳办事处举办了3期南方各省的中共党员训练班，班主任是龙潜，徐特立、曹瑛等，参与训练班的领导工作。

训练班的学员，主要来自湘、赣、桂、川、贵等省的党员干部约200人，每期都设有党支部，还有一个救亡室。课程主要有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论持久战、中共党史和党建、党的秘密工作等。周恩来给第一期学员亲自上课，讲授“国共两党的关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桂林：广泛接触广西社会各界人士

1938年12月3日，周恩来一行从衡阳出发，当天就赶到广西桂林。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周恩来顾不上一天的旅途劳累，立即听取了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等人的工作汇报，并就办事处的中心任务、广西的统战工作和关于如何领导广西地方党组织的方针原则作了具体指示。

随后，周恩来赶去桂西路桂林中学操场，向政治部第三厅部分工作人员发表讲话。他分析了当前的抗日形势，提出了今后任务，鼓励大家为抗战作出贡献。周恩来又去了漓江东岸的东江小学看望在桂林的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并送书籍给他们，鼓励他们克服困难、不断进步，继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周恩来和郭沫若还主动拜会了桂系领袖白崇禧和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表明了共产党在广西的立场和光明磊落的工作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得以顺利建立，其实是周恩来利用武汉大撤退南下时与白崇禧巧遇，在路途中达成的协议。

周恩来还十分关心桂林的进步知识分子，他对夏衍如何办好《救亡日报》作了具体的指示，“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周恩来还争取白崇禧对《救亡日报》复刊的支持，白崇禧答应每个月拨付200元的办报经费。此外，周恩来又连续会见了在桂林文化界工作的中共党员胡愈之、范长江、陆诒和进步文化人士千家驹、马君武、陶行知等人，为他们分析时局，指明开展文化活动的方向。他还告诫千家驹，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保全实力，作长期打算。

12月8日，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在桂林市大华饭店举行桂林支会筹备会。大会云集了广西各界人士及在桂林的全国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还有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等100多人。周恩来应邀出席，并作了热情洋溢的抗战演讲。他分析当前武汉失守和长沙大火后的形势和任务，阐明中共坚持持久、全面抗战的战略；论述我国今后在长期战争中有着地大、人多、物博、金融稳定、交通方便等5个方面的胜利条件，从而鼓励大家积极、乐观、刻苦，团结奋斗到底，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在桂林，周恩来应邀与蒋介石商谈，针对蒋提出的“共产党集体加入国民党”要求，他敏锐地指出，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政党，加入国民党是不可能的，部分加入，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民党不敬，于国家有害。周恩来坚定的立场和睿智的回答使蒋介石无言以对，只能作罢。

重庆：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

1938年12月中旬，周恩来离开桂林抵达重庆，住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早在10月武汉沦陷前，董必武已率《新华日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部分人员先期抵渝。10月25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停刊并同日在重庆复刊，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亦在重庆城区机房街70号成立。

周恩来一到重庆，针对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战热情，作出了12月18日义卖《新华日报》的决定，率先在重庆展开义卖献金活动。与此同时，根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着手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成员名单。13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等人的建议，改中共中央西南局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并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负责领导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江苏、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等海外地区中共党组织以及华南、西南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周恩来立即在重庆召开会议，讨论组织分工，并于16日以南方局名义致电中央，报告南方局设在重庆和相关组织分工情况。至此，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

周恩来的足迹，在战火硝烟中一路辗转西行，历经武汉、长沙、湘潭、衡阳、桂林等城市，行程数千公里，最终于1938年底踏上战时首都重庆，并于1939年1月正式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此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的8年时光里，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